喻国明：对于中国传媒业的现实困境和出路，我们讲困境是比较容易的，而讲出路则是比较高难度的动作，事实上谁对这样的出路都没有确定的把向，我们只能说一些原则性的、探索性的思路或者感觉而已。今天我们对媒体现实困境中有差异的、具体个别的困境不谈，仅从普遍的、共性的现象来说，大家可能都感受到了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传媒运作的同质化。

　　这种东西不仅出现在内容领域，比如说两张报纸内容是雷同的。买《京华时报》跟买《娱乐信报》，可能看到的新闻在很多层面上95%内容都是重复的，可能处理不同。但是实际上在它们之间，受众再实际感受上好像没有明显的价值差异。不仅是内容方面，其实在很多方面都是同质化的——同质化的运作模式、商业模式等等，是中国传媒业当前普遍面临的情况。

　　第二、经营成本、竞争成本在持续加大。

　　经营成本、竞争成本的加大使媒介业开始普遍出现了微利化趋势，甚至有很多媒体开始负增长——即它的收入和支出之间开始出现了负数，很多媒介开始感受到经营方面的巨大压力。有人不无沉重地说："现在我们比较的不是看谁活得更好，而是看谁活得更长。"

　　第三、增长的极限。

　　我们做过一系列媒介的研究，表明每一种赢利模式都有一个增长的极限，比如像一个周报，如果是周一刊的周报，广告经营额在目前的市场格局和经营模式下，广告经营额的极限一般是1.2——1.5亿左右。周报无论如何努力，经营的数额实际上是有所谓的峰值，超过这个峰值，投入产出就不成比例，大量的投入也带不来相应的产出，出现了所谓"透明的天花板"。

　　第四、受众市场正在出现大的重新洗牌的格局。

　　这点在平面媒体方面目前显得特别明显。有数据表明，在35岁以下的城市居民中，有超10%以上的人过去读报纸，但是现在由于上网而变得不读报纸了。如果今天我们的传媒操作还局限在电视只做电视，报纸就做报纸，不能突破媒介介质形态的壁垒，在数字化技术重新定义传播市场疆界的发展阶段上，我们一定不会有太多的未来。

　　危机即机遇

　　其实，危机的另外一面从来就意味着巨大的发展机遇。所谓危机，就是指依照原来的传播模式、操作线路、管理体制已经无法再通过简单的量的积累和划延长线式的做法继续进行下去了。但如果我们能够审时度势，按照新的社会发展阶段上新的社会发展的要求，按照数字化时代新的媒介产业逻辑去打造新的运作体制、运作架构、赢利模式，也许我们就能够获得超常规的发展。只有处在新的发展阶段的转折点上，传媒才有可能获得超常规的发展，危机把大家拉在了同一个起点上，无论原来的强弱或者大小。

　　在新的发展阶段上，传媒的核心竞争力表现在它是否具备对于相关产业资源更大、更强的整合能力上。整合优则胜出，整合劣则衰败。未来的资源整合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整合？至少有这几个方面：

　　1、制度资源整合。

　　在当今中国尤其是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里边，事实上最大的资源就是体制资源。体制资源的释放，还有非常大的空间。换句话说，今天在制度层面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或者说是在捆绑着现有传媒的发展。说到体制，一起是事关意识形态的体制如传媒体制，官方最为关心的是安全问题，但这种关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一点是非常清楚是，拿中国的传媒也来说，今天传媒业发展的所有成就事实上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而今天传媒业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和困难其实都是体制不开放所引起的。李长春同志说的非常好："对于中国的文化产业的发展而言，早改革早受益，晚改革晚受益，不改革没希望。"这就是结论。

　　2、行业资源整合

　　所谓的行业资源整合，对内而言，要使我们的内容生产进入到"导验性产品"（或者叫体验性产品）的内容生产模式上。所谓"导验性产品"有两个提出的特征，一是内在的价值碎片等到了系统整合，使它对于受众的服务不再是一个个支离破碎的价值存在，而是在每一则具体的信息、知识合智慧服务之外，给人以生活方式的昭示、精神家园的归宿感，总之，使内容产品在一个个具体传播价值之上通过结构化的整合使其具有一种文化的、精神的整合价值。二是它对于人们需求的满足的引领性，它不是跟在社会需求后面的跟进者，而是走在社会潮流之前的拉动者，成为引领社会前进的中坚。

　　对外而言，更是所谓大程度上要改变目前传媒经营领域的一个个"碎片化"经营的格局，打破传媒的介质壁垒，将传播形态扩张到多种介质形态的阶段上，以适应数字化时代传媒疆界改变的现实。这种对于打破传媒介质的打破将是未来几年中国传媒业最为引人注目的一道"风景"我们将会看到不同介质形式彼此之间的交错、重合或者是延伸性的内容产品问世，它将极大地改写传媒市场的疆界。这就要求我们在传媒资源彼此开放方面要做更多的制度安排和模式整合。

　　3、社会资源整合

　　媒介产业的发展不但需要媒介自身的行业资源互相的嫁接，良性的配置，事实上还需要更多的行社会资源、多种行业资源的配置，而这样的对象要求我们不但有制度安排，还需要有一种比较深入的、详尽的、可靠的研究。

　　作为传媒人，我们要用自己的智慧去打造更多适应新社会发展需要的经营模和运作模式。在一个比较安全有把握的运营模式之下传媒政策开放的力度就会更大。